高考医学热背后是年轻人求稳的大趋势
刘远举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）
你永远不知道开着红旗、仪表台放着国旗、后备箱放着单位发的大米、油、水果的男生，有多香。
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.3，这个数字跌破了警戒线1.5。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.41，中国的生育率水平，不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（1.60）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（1.90），甚至比“高龄少子化”的日本（1.34）还低。
根据2022年《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》统计情况，2021-2022年临床医学重新回归高考热门专业Top5。这已是“临床医学”第二年排在第五了，趋势已经形成。
这种趋势，可以说受疫情影响，人们被白衣天使的精神感召，但影响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趋势的变化。某种程度上看，临床医学热只是“进入体制热”的一部分。
第一波考公热是在2004年前后，那时“非典”刚过去不久，经济受到很大冲击；第二波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，也是因为经济受到影响，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，相比2005年翻了4倍；当下的进入体制热，则是最新一波。
而在2008年与当下之间，则是年轻人寻求进入体制意愿的一个低谷。2015年前后，“双创”与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，创业、财富自由、30岁退休这些浮华的野心，驱动着年轻人投入创业、互联网公司。加上大部制改革，限制了报考名额，考公进入低谷。那时不但年轻人不想进入体制，反而体制内的想出来。公务员一旦离职，就能拿到数倍于原来的收入。现在回想之前的双创热潮，只能说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大学生纷纷考公，一种解释是：与铁饭碗、经济景气等等都没有关系，而是与稳中向好的经济所催生的后物质需求有关：那就是立志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需求。另一种解释是：“年轻人乐于追求安稳，不愿意为了难以把握的未来去冒险，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追求稳定的小农意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当然，如今的编制内公务员岗位，社会地位很高，考公热也是年轻人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一种追求。”
或许都有道理，但今年就业形势的确很严峻。
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，达到1076万，比2021年的909万增加了167万人。而从2011年到2019年的近十年间，毕业生人数也才增加了174万。其实大学毕业生数量并不是问题，毕竟没考大学也要就业。如今的二本，就被视为以前的职高和技校。所以，问题还是在于年轻人就业问题，在于经济对就业的接纳能力。当下中国经济仍然受到不时发生的疫情影响，各地不时陷入封控状态。此消彼长之下，年轻人就业，真的很难。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2022年4月16-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8.2%，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。
当赚钱机会多、发展机会多的时候，大家就愿意去赚钱，当就业大环境不景气、预感赚钱不易、风险很高时，大家就会选择稳定。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，各种裁员新闻，也让毕业生感到忧虑，稳定性就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追求，刮起了考公、考事业编的热潮。
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，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（简称“国考”）只招3.12万人，通过资格审查的共有212.3万人，远超去年同期。招录比为68∶1，创了历史新高。最热门的岗位报考录取比例达到了2.08万：1，可见考公的竞争有多激烈。除了国考，现在很多省考的招录比更高，比如河南的招录比为75∶1，云南高达83.7∶1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北京市朝阳区分两个批次发布了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，这些岗位涉及朝阳区多个基层单位的普通岗位，如城管执法岗、综合管理岗、党群工作岗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拟录用的208人中，全都取得了学士、双学士或硕士、博士等学位。其中，拥有学士或双学士学位的74人，另有 131人拥有硕士学历，占到全部人数的近3/5，剩余3人则为博士学历。其中，酒仙桥街道办“城市管理执法岗”拟录取人员为北京大学的博士。简单地说，博士当了街头的“城管”。
这不是偶然现象，北大官方发布的《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北大校本部共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；其中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49.79%，去国有企业的占27.14%。也就是说，签订了三方协议的北大毕业生有超过3/4进入了体制内！
体制内，的确可以满足毕业生的稳定性需求。
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不算很高，但工作压力不大，早九晚五、双休基本能保证。虽说现在一些基层部门的压力也大，但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的稳定性毋庸置疑，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，不会被辞退。不用担心失业还不上房贷；更不用担心40岁以后的“中年危机”。
此外，公务员、事业单位，各种福利多，社会地位也高，考上了是一件“有面子”的事。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的社交圈子扩展出去，能接触到一座城市的各种关键部门、关键单位，孩子读书、老人看病，都比较方便。
中国的丈母娘是最敏锐的，“厅局风”已成为婚姻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着装模式。服装标志着身份，婚恋市场的着装密码，反映了社会取向。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：你永远不知道开着红旗、仪表台放着国旗、后备箱放着单位发的大米、油、水果的男生，有多香。
比起公务员，医生就更香了。
医生相比一般考公、考编制，更是进退自如。大多数医院都是公立的，医生是有编制的，不用担心被辞退。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到来，医疗行业的规模会扩大。一般公务员、事业单位也有一些效益工资、奖金等等，但终究不是一个盈利单位。但是，医院可以光明正大地盈利，所以医生的奖金、绩效工资的天花板更高，病人多，医生收入也多；工作量大，医生的收入也会多。此外，医生还有各种合法合理的单位外收入，比如讲学、学术交流，还有各种灰色一些的红包、回扣，以及学术活动名义的旅游等福利。医生当然也需要不断熬年资，相对而言，基层医生比基层公务员待遇还会更高一些。待到熬到科室主任，收入、社会地位就都很高了。
医生是一个接触范围很广的岗位，会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，形成广泛的人脉。这种社会资本，会带来很多便利，不见得比一般公务员差。医生在医疗体制内往上走，从专业技术岗走到行政岗位，也可以从政。医疗体系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它是两条腿走路的，有公立的，也有民营医院，医生想要更高的薪资，可以跳到民营医院。所以，综上所述，医生很大程度上可以兼具体制内与市场的好处。
某种程度上，考医学的高中毕业生，本身就是成绩好的。相比其他学生，他们早四年就在布局进入体制的路了。考医生在考公务员之前，公务员是本科毕业才能考，医学生毕业了也能考，选择医学意味着以后的双保险。当然考上了医学专业，大多数人是不会去考公务员了，而是选择读硕士，甚至博士，然后进医院。毕竟，到本科毕业这个阶段，谁都可以考公，但能继续在医学深造的，只是一小部分人了。
所以，临床医学热，只是考体制热的一部分，与疫情、或者救死扶伤没有太大关系。
可以佐证的是，“考教资热”持续高涨。事业单位的两大部分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教师。从数据来看，2016年，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，2017年达410万人，到2019年则攀升至900万人，到了2021年则达到1100万人，其中有800万是非师范生。
临床医学热、教师热就本身来说，不是坏事。但如果年轻人都选择稳定，那么，自然会远离创新，不能充分发挥技能、知识，对国家而言，意味着隐性失业。
计划经济时代，隐性失业是常态。国有企业，不以经济效率为导向，而是讲政治，经济效益不好，也不裁员，不破产。本来三个人可以完成的事，用五个人来完成， “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”，存在大量冗员。或者，能用机器完成的事，用五个人来做。
显然，隐性失业就是时下最时髦的内卷——虽然劳动者的素质、技能，投入到学习的时间都在增加，但隐性失业阻碍了这些投入带来更大产出、提高生产率，当然，它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。
题图来自《“归国潮”撞上“裁员季” 5G时代,留学生就业突围,路在何方?》，载于光明日报《留学》杂志总第12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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